（在沙漠中穿行的赛车）
汽车拉力赛是按规定的平均速度，在完全或部分对普通交通开放的道路上进行的一项汽车赛事。比赛的路面既有平坦的公路，也有崎岖的山路。参赛汽车须是批量生产的小轿车或经过改装的车，因为这项比赛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检验车辆性能和质量，同时也考验驾驶员的技术。汽车拉力赛短则几天，长则数十天，赛道被分为若干个行驶路段和赛段，并在沿途设有给养站和休息站。在比赛的过程中，对参赛汽车的时速是有限制的，参赛者须按规定时间抵达各路段的终点，既不能提前也不能拖后，行驶中要遵守当地的交通规则，违反规则者将被扣分。在赛段中，赛车可以全速行驶，在整个拉力赛结束时，以跑完全程累积时间最少和被扣分数最少的汽车和驾驶者为优胜。
世界首次汽车比赛
其实，汽车拉力赛并不是现代的产物，它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从世界第一辆汽车的诞生到第一次汽车比赛也不过短短几年时间。1886，世界上公认的第一辆汽车在德国诞生。八年后，也就是1894年，世界首次汽车比赛在法国巴黎展开，参赛汽车共102辆。其中包括：汽油车30辆，酒精车7辆，蒸汽车28辆，电动车4辆，其余各式车33辆。但最终到达终点的只有9辆车，而获胜蒸汽车的时速仅为24km/h。自从第一次汽车比赛开始以后，美、英、德等欧美国家每过几年就要举行一次汽车比赛，逐渐地出现早期的赛车。当时的汽车比赛很简单，只是按燃烧方法、座位数来分组比赛。在那时，汽车至少有两个座位，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单座赛车才出现。但这次比赛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汽车拉力赛，世界上首次正式的汽车拉力赛是1900年在英国举行的，全程长1600余千米。
1907，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中国首次汽车拉力赛一波三折
说到一百多年前的汽车拉力赛，其实也在中国举办过，即1907年的北京到巴黎汽车拉力赛。说到这次汽车拉力赛的举办可谓一波三折，其中一辆参赛汽车“伊塔拉”的意大利随行记者吕吉·巴津尼是这样记录的：
（博盖塞亲王与司机埃托尔在伊塔拉赛车上）
在巴黎晨报的办公室，举行了大型会议来讨论比赛事宜。参会人员不光包括那些急切参加比赛的人，还有那些曾经去过中国的旅行家、外交家和知识渊博的学者，无论你想要去哪里，他们都会告诉你很多信息。聚会热闹非凡，充满互动，记者的参与使问题大大多于回答，讨论的事情充满了不确定因素，难度远远超过高等数学。
总的来说，这些会议毫无疑问有一个好的目标，经过层层筛选，他们找出了最好的路线。电报发到了北京、圣彼得堡、伊尔库茨克，询问不同的信息。聪明机灵的中国外务部即天朝大国的总理衙门通过法国公使馆传来了问话：“有多少汽车参加北京到巴黎的拉力赛？”这个数字会怎样影响天朝大国的外务部不得而知。也许，外务部害怕入侵者。
北京的华俄银行回答道：“南口和古北口足够宽敞，汽车通过没有问题，但是路途非常陡峭并且多石。”
足够宽敞！巴黎人认为与其他路线相比，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从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途经撒马尔罕、从满洲里途经奉天，以及翻越阿尔泰山都不大可行，唯一可走的路线是经过蒙古、张家口和恰克图，那些道路“足够宽敞”。
参赛者毫无偏见的判断并不那么令人鼓舞，在最后一次集会上，他们签订了悲观的宣言：
我们充分考虑了这次比赛的困难，经过数周的研究，我们认为北京到巴黎的汽车拉力赛是一个不可行的计划。问题在于汽车参赛手要获得穿越沙漠、高山、西伯利亚大草原——几乎半个地球的机械动力。
《晨报》把这次旅行跟极地考察作了比较，公众的舆论比赛手更加悲观：“北京到巴黎的汽车拉力赛是一个根本不可行的计划。”
（伊塔拉赛车从北京出发）
没过多久，巴津尼记者接到了一封神秘电报，让他6月1日到达北京，到达北京之后，意大利宪兵送来一封寄到意大利公使馆的信和一张卡片。
信来自晚间邮报社办公室，上面说，巴津尼记者将坐在西皮奥·博盖塞亲王的伊塔拉汽车里参加这场比赛。还有另一条好消息：除了作为晚间邮报的代表外，他还被任命为伦敦每日电报的特派记者，而且这一任命得到了晚间邮报编辑的同意。
然而，对于这场比赛，大清的外务部却极力阻止，因为这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虽然经过一翻周旋之后，清政府同意汽力拉力赛在中国举行，但还是因此耽误了不少时间。就在大家以为事情敲定的时候，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以下是巴津尼记者的记录：
到4月初的时候，亲王、埃托尔和伊塔拉都准备好离开意大利了。他们从那不勒斯坐两星期一趟的北德意志劳埃德船前往远东。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亲王正在做最后的安排，向罗马做最后致意——车和司机已经前往那不勒斯了——这时，巴黎来了一封电报，令他大吃一惊。
在巴黎，2000法郎的押金已经大大减少了预计中的参赛者。其中一些人，他们的最初目的只是想让自己的大名印在报纸上，成为从北京到巴黎汽车拉力赛的参赛选手中的一员，这本身就是一则很好的广告，再继续下去就没有什么必要了。这样也大大打击了那些真正参赛者的士气。讨论的结果还是认为这个主意是荒谬的，讨论中反对声是不可避免的。讨论总是非常理性，大家必定会预测到阻力和灾祸，因而是悲观的。如果每一个英雄都要先讨论一下他要实施的英雄行为，那么英雄主义马上会消亡。在很多的重大事件中存在着偶然性和未知的因素，冒险行为也包含着无理性的因素。大胆的行为往往违背了逻辑和值得推敲的常识，也许这就是当初在巴黎的参赛者放弃了比赛的原因，从而使之夭折于萌芽时期。博盖塞亲王接到的电报告知了他们的决定，北京到巴黎的计划就此落空。
亲王回复道：“明天我从那不勒斯启程。”他的决定使其他人犹疑起来，一股傲气令他们不愿让一位意大利亲王独自进行这次由法国人策划发起的远行。所以，4月14日，剩下的所有汽车赛选手从法国海港马赛出发向东，乘船奔赴上海。
（围观西方参赛汽车的北京市民）
他们都是能干的并且名气在外的汽车司机，是从司机和机械师中百里挑一选出来的。科米尔是一辆布顿汽车的司机，他曾经开着马车般动力的汽车旅行过西班牙和葡萄牙，他还是一个驾小车进行艰难旅行的倡导者。“8马力够了，我只要一辆8马力的车。”结果他拿到一辆10马力的车。科利农，另一位布顿汽车的司机，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赛车手。肯特三轮汽车的司机庞斯性格开朗，喜欢挑战艰巨的任务。他意志坚定、善良、笃实，富有牺牲精神，如果需要用他的血来充当汽油，我相信他会毫不犹豫地无偿献出。
法国队因为有天真率直的比扎克，布顿汽车的机械师，因而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比扎克曾经服役于法国海军。船上的生活和与机器打交道的日子培养了他对指令和规则的热爱，他还特能抵御疲倦和多变的天气，是他们队的活跃分子，闻鸡鸣就起床，坚定，不为外界议论所动。随行的还有两名记者，法国人杜泰利斯和意大利人隆戈尼。我是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第一次遇到杜泰利斯的，他是《费加罗报》的记者，冗长、乏味的会议因为与他短短的15分钟闲聊而变得轻松无比。他总是有说不完的故事，幽默风趣。他是永远消耗不尽的信息矿藏，肚子里装满了细枝末节，政治和外交逸事，万事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也都要打个问号。著名的“红墙”会议因为有他变得有趣——这样的事件在国际会议中司空见惯，但在他的笔下却熠熠生辉。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又在中国见面了！
我们在一家宾馆的院子里相聚，周围都是进进出出来吃饭的中国仆人、商人和顾客。杜泰利斯面带微笑，留着短胡子，透过金边眼镜严肃认真地看着我。他的形象似乎一方面展现在热带帽子上，另一方面展现在新绑腿上。但其他都很正常，毫无疑问还是他自己的特征。我们走向前去，热情地互相问候，然后各自解释了为什么踏上中国这片神圣的土地，并受到外务部热情的接待。
隆戈尼这位开心的小伙子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与其说他来履行记者的职责还不如说他是纯粹出于对体育的爱好。他将在布顿上开启旅程。
出发！盛大的欢送仪式
尽管这次汽车拉力赛的举行一波三折，但最终参赛选手们还是如期踏上了旅程。出发那天，人们为选手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这场面简直比老佛爷出巡还壮观，甚至还出动了军队，这个场面也被巴津尼记者记录了下来：
（中途停车休息）
伊塔拉车上坐着5个人：安娜·玛利亚王妃（她热爱旅行，意志坚定，陪伴西皮奥先生完成了穿越波斯的旅程，亲王说“如果她能旅行的话，她甚至能忍受坐火车”）；李维奥·博盖塞先生，意大利公使馆官员，是位有能力的外交官，私下里又很有魅力，惹人喜爱；西皮奥亲王；我以及埃托尔。李维奥先生和王妃将在第一站——南口与我们分开。
领略了平衡和意愿的力量有多重要，我们四个人抛弃了坐在座位上的尊严，转而坐在行李上。我们紧紧抓住绳子或者挡泥板，就像摇摇晃晃地骑着马一样，用眼睛测量离地面的距离。
埃托尔转动手柄将车发动起来之后，坐在备用轮胎中间的汽油罐上，像一个屈服于命运的水兵，让自己占用尽量小的空间。引擎轰鸣。亲王握住方向盘，问：
“准备好了吗？”
“是的，我们准备好了。”汽车在沙路上轻轻地前行。
“祝你们好运！”朋友们对我们喊。
“再见！”
公使馆门前，所有的卫兵都立正向我们致意，哨兵向我们敬礼。
我们上路了。在使馆区，这是多么罕见的景象，通常人们都起得那么晚！北京所有的人力车都出来了，从四面八方飞奔而至，以服务于尊贵的顾客们。瓦隆兵营前面挤满了中国人和各国部队。墙上装扮着胜利的旗帜，旗帜旁边的常青树张灯结彩。“一路平安！旅途愉快！”的道别声响彻街头巷尾。一个年幼的声音喊道：“再见！”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兵营里人山人海。所有白人都选择在今天见面，一些住在直隶的欧美人也来了，似乎所有的文明人都在这里。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每个人都被一种自豪感号召而来，他们就是文明、教育、天性的融合体，这是西方在北京的心脏隆重庆祝胜利。
（欢送参赛车辆）
院子里站着友好而真诚的银行职员、商人、欧洲公司员工，站着各国驻华公使及其公使馆工作人员、全权大使。法国、荷兰、奥地利、俄国的公使们以多种语言互致问候。还有一位举止庄重的长者，个子不高，留着中国式的短胡子，眼睛炯炯有神。他所到之处，都得到人们的尊敬。有人低声说道：“罗伯特先生也来了？”这正是罗伯特·赫德先生，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
就连极力反对这次比赛的中国政府也派来了送行的官员。
赛车手们都上了汽车。引擎轰鸣，排气管吐出厚重的烟雾，人群的声音愈发高了，那些准备送车队出城的军官们也翻身上马。上百架照相机都举了起来，纷纷对准焦距，准备记录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跑回伊塔拉车上，它干劲十足，兴奋地准备启程。
其他车辆从院子里开了出来。
出发，没有特殊指令。我们依次排开：布顿牌汽车，司机是科米尔；世爵牌汽车，司机是戈达尔；伊塔拉牌汽车，司机是埃托尔；布顿牌汽车，司机是科利农；肯特牌汽车，司机是庞斯。所有车都静待指令，作为前导的军乐队已经走出了兵营，聚集在车队周围的人群发出了热情的欢呼声。仪态优雅的布瓦索纳女士，法国公使馆一等秘书的夫人，是汽车拉力赛出发仪式的发令员。
她高高地举起了手中的旗帜。
人群中顿时出现了一片寂静，只听见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烟雾将我们隔开来。旗帜落下了。
随之响起的是震天的鞭炮声，我们就像身处战场。出发了！
（在岔道村的大门外）
军乐队走在我们前面，换了一首军歌。五辆赛车以常规步行的慢速度鱼贯而行，车队两旁都是送行的骑兵军官。人群欢呼着跟在车队后面，把帽子和手帕扔向空中，好多人还大声呼喊着赛车手的名字。
车队沿一条两旁都是高墙的窄街前进，经过了奥地利公使馆。驻守在那里的人们向我们致敬，哨兵无法行礼，向我们友好地微笑。我们在意大利公使馆那儿拐弯，驶出了使馆区，来到了将使馆区与当地城镇分割开来的宽阔大路上。
我们的车一出现，就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海军陆战队的使馆卫兵全都站在防御土墙上，就像在海上看到自己巡洋舰的三角旗一样，高声呼喊：“万岁！万岁！万岁！”
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VS世界上最艰苦的汽车拉力赛
巴黎—达喀尔汽车拉力赛，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号称世界上最艰苦的拉力赛。其创始人泽利·萨宾于1977年在沙漠中迷了路，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很适合进行拉力赛的地方，于是他于翌年创办了该项赛事。比赛对车手是否为职业选手并无限制，80%左右的参赛者都为业余选手。巴黎—达喀尔拉力赛的过程异常艰苦，赛手白天要经受40度的高温，晚上又要在零下的低温中度过。而且，除了通常的赛车故障以外，一旦迷失方向，就要面临断油、断粮甚至放弃赛车的局面。因此，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真正较量的比赛。也是因为这样，虽然每场冠军的奖金只有4500美元，但还会吸引那些不畏艰险的赛手前来参加。死于这项赛事的人几乎每年都有，已经有59个生命离我们远去，其中有参赛选手、工作人员、观众、甚至是无辜的路人。
1982年，一辆参赛卡车翻车，记者乌尔苏拉·泽茨施丧生。荷兰摩托车手奥斯特胡伊斯失踪。一位马里男孩死于赛车车轮下。
1988年，在达喀尔诞生十周年之际，六人死于非命。
1992年、1989年摩托车组冠军获得者、法国天才车手拉莱驾驶的赛车与赛事医疗车相撞身亡。一名塞内加尔小伙子被一辆参赛车轧死。
2010年，一位28岁的阿根廷妇女被冲出的汽车组赛车撞倒身亡。
（2011达喀尔汽车拉力赛第一赛段瞬间）
就在去年，2014年1月10日，达喀尔再传噩耗，比利时摩托车手埃里克·帕兰特在第五赛段过程中丧生，等等。
下面这段文字是巴津尼记者记录的北京—巴黎的赛程中十分艰难的一段：
这路比我们走过的所有路都要艰难。我们需要战胜的不是连崖庙山那样长长的陡坡，而是裸露的花岗岩形成的障碍，我们在坑坑洼洼、裂缝和尖角遍布的岩石上颠簸前行。几百年来，水流、骡子和骆驼的蹄子，几乎没有将这最为崎岖的窄径变得和缓一些。无论我们多么小心，多么缓慢，汽车都随路面而摇摇晃晃，有轮子不停地卡在石头里，因路面凸起而颠簸着滑下去，轮圈伤痕累累。我们紧张地听着底座被拖得吱嘎作响，听着树林或轮子细小的喘息声，听着数不过来、难以分辨的不知道是车哪一部分发出来的声音，那是钢铁承受破坏而发出的呻吟声。汽车的每个部分都承受着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压力，这些声音是细小问题的体现，而这些问题则很可能是灾难性破坏的开端。汽车的骨架在承受磨难，这反映出它的疲劳，而汽车的疲劳不能通过休息恢复过来。
有时每走一步就会出现一个新问题。埃托尔握着方向盘站着，以便更好地观察车轮附近的路况，他的手因车轮不受控制地强烈震颤而受伤了。
突然，两名苦力叫嚷着扔下绳子，打了起来。其他所有苦力也都丢下绳子，叫喊着加入了打斗。领头的老人使出全身力气吹哨，彼得罗也站了起来，大声喊着。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是暴动？叛乱？我们冲向这些乱成一团的人，就像处理暴力示威的警察，挤进人群中，控制住了挑头的两个中国人，当时他们正揪着彼此的辫子挠脸，像是女人打架一般。
“怎么了？”我们怒吼。“干活去！”
“彼得罗，发生什么事了？”
彼得罗把缘由解释给我们听，我们听了之后哈哈大笑，两个苦力是为了荣誉而起了纠纷。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不干活，那还过来干什么？”这种辱骂很严重，被骂的那个苦力是个小伙子，但长得有点像小姑娘，所以得了“小姐”的绰号（至少我们这么称呼他）。他很生气，就去揪骂他的那个人的辫子，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都受不了这样，其他人不得不去阻止他们。
（苦力们拉着汽车，行走在山脊上）
“彼得罗，这要怎么结束？”
“已经结束了，”他惊讶地回答，“揪了辫子，就结束了。”
的确，刚才打架的那两个人拉着同一根绳子，仍然肩并肩地干活，一点儿也不愤恨。如果不是脸上留了一些划痕，他们时不时用袖子擦擦，这场打斗似乎根本没发生过。
艰险的路况马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道路非常狭窄，伸开双臂，就能碰到两侧的岩石。我们心惊胆战地穿过这些羊肠小道，感觉汽车一定会卡在这里，走回去是不可能了。路的两侧倾斜，经常会有一只轮子翘到路边的岩石上，车就这么斜着前行。操纵这辆车需要锐利的眼睛和精准的判断，就只差几寸，更确切地说，就差一寸。有时埃托尔将刹车踩到底，将车停下，沮丧地转头喊：“我们前进不了了！”
于是我们拿起镐，掘出一些突起的石头，量量宽度，再试一次，对苦力们大喊：“慢慢的！”我们的声音在四周回响，群山似乎一起说：“慢慢的！”
后轮面临着最大的危险，有时候它们被压在底下、挤在一起，几乎要构成V形。我们担心轮胎和车轴会坏掉。但令我们松一口气的是，它们会马上恢复原状。好几次我克制不住地想，或许那些支持小汽车的人才是对的，车子只要窄三寸，我们闭着眼都能过去。转弯的时候，传来了碰撞声和不祥的吱嘎声。“那儿！”我们苦恼地叫喊，车的一侧猛烈地撞上了什么东西。幸运的是，只是挡泥板撞裂了，踏板被撞得向后弯曲。埃托尔气得直哆嗦，他宁可用半条命换取走出这无穷无尽的峡谷。
从巴津尼记者的记录中不难看出，这段路程也是相当艰险的，但至少没有极大的温差、迷失方向的危险，而且他们还有苦力的帮助。但这对于一百多年前的汽车拉力赛来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因为不管是从车子的性能还是从比赛的经验来讲，都是和现代汽车拉力赛无法相比的。
（伊塔拉车涉水越过一条溪流）
虽然这两项赛事的难易程度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我们无权说谁比谁伟大，因为他们都是敢于为自己的理想甘愿涉险，甚至献出生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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